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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东坡的乡情”误读与正解
--刘传铭成都SKP读书分享会
时维九月，秋意初临蓉城，刘传铭老师再次踏足苏轼的故乡——成都，如约现身环球中心SKP书店，携大作《苏东坡大传》与读者温暖相逢。本次活动由海南出版社与成都SKP RENDEZ-VOUS联合策划，现场座无虚席，气氛热烈。刘传铭老师以“东坡的乡情”为题，聚焦东坡先生的故土情怀与生命诗意，引领听众走进一个更真实、更亲切的苏东坡世界。
“东坡的乡情”误读与正解
--刘传铭成都SKP读书分享会
主讲人：刘传铭
下午好，朋友们。每次到成都对我来说都是一次非常愉快的出行。今天在现场看到许多年轻的面孔，我忽然觉得我真的老了。我清晰地记得我第一次到成都是在60年前，当时的成都满大街还是醪糟蛋开水店（茶馆）和如歌唱般爽朗的四川话，那样传统文化味很浓、带着很重的历史痕迹的成都。转眼，一切烟云过眼。这次来到环球中心SKP书店，在这样一个时尚摩登的书店做一次读书分享活动，对我来说既是分享，更是一次享受。我要感谢海南出版社，感谢SKP做的这样的安排。
自两年前拙著《苏东坡大传》首发以来，类似的分享活动在全国各地做了大概有几十场。我曾经说过，苏东坡的话题会让人感到很幸福，但是对于演说者来说，这又是一个危险的话题，因为各种各样的解读很容易让人感到疲倦。
尽管苏东坡是一个有无限可以挖掘的历史文化IP，但每次叙述都是一种不断重复的支离破碎，那便会让听众讨厌。这次到成都之前，我便想我绝对不能讲重复的、太严肃的、太深刻的、太热闹的、太时尚的、太大众化的话题，也不适合讲那些关于他的才华，他的坎坷经历，他的深刻的哲学观、政治观，他豁达的人生态度，等等，这些话题几乎所有人都在谈。所以，为了成都这次的分享会，我准备了一个特别温馨的、适合在成都这样一个历史文化名城、适合苏轼的故乡的话题，适合成都这样一个美丽的、“男人像男人，女人像女人”的、有着特殊城市品格的话题。在活动主办方希望我给成都这次活动拟一个主题的时候，我选择了做一次“东坡的乡情”分享会。
中国人的乡情是个小概念，但乡情更是一个大概念。为什么说“大概念”？乡情不仅是一个人思想品德、生活情感的出发点和奠基石，同时又是这个人的政治抱负和家国情怀的一块跳板。
从政治角度上来讨论一个人的乡情，现代人往往会得出一个结论——一个不爱家的人谈不上爱国。所以对于有传统文化情结的中国人来说，爱家和爱国是一体的。反过来，如果说这个人乡情淡漠，人们就会说这个人的情感是有缺陷的，是值得怀疑的，再上升到一个更严肃的角度来说，一个不爱家的人又怎么会爱国？
从这个意义上来看，当我们仔细沿着东坡的逆旅人生走向他的精神深处时，就会发现这位几乎完美的、“一千年不降温”的大网红、中国人的偶像人物，其乡情之淡漠，或许会引起人们的质疑。之所以会产生质疑？是因为，在他坎坷的一生中，自己曾言：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、惠州、儋州。”当仕途擢升无望，政治生涯遭受重击，他从朝堂命官沦为流放的落魄诗人时，其漫长而复杂的人生记忆中，却没有故乡眉山、没有成都乃至没有四川的踪迹。这该如何解释？
苏轼（苏东坡）出生于1037年1月8日，谢世于1101年。我们知道，自苏轼娶了第二任妻子王闰之（即亡妻王弗的表妹）离开四川后，就再也没回过故乡。自此算起，在他66年的生命中，大部分时间未在四川生活。
关于这一点，大家或许会问：若说他对家乡怀有种种珍贵的感情，却为何缺乏史实资料的支撑呢？我认为，有必要与大家探讨这其中许多被误读的成分，也特别希望和成都的朋友、眉州的朋友以及他的家乡父老来分享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。
昨天早上我从上海飞成都，去机场的路上和司机闲聊，他看我精神不错，便觉得我还年轻。这让我想起，李白一曲《蜀道难》，长久以来强化了人们“进出四川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儿”的认知。加之人们都说“少不入川，老不离蜀”，更让外界常将蜀道视为畏途。而于此，我也有一段特别的个人记忆。
我是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老学生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老三届。大二那年，我还曾野心勃勃地报考了中科院贾兰坡教授的考古专业研究生，却因为英语没过关而落选了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半个月后，四川大学给我寄来了调剂复试函，凭此成绩可到四川大学读考古系。然而，我却放弃了这个机会，这背后的原因就是，我那时也同样将入川视为畏途。
喜欢苏东坡、了解苏东坡的人一定知道，他从贬谪地黄州（长江边上一个蕞尔小城）起复，北返中原的时候，（从湖北到河南这段路），我们如今坐高铁最多3个小时，但他却走了几个月也没到。他从汴京走到杭州，也往往会走五六个月。所以，你可以想象这个距离的阻隔给当事人所带来的怎样的障碍。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，就是想给大家做一个说明，苏轼游宦在外，政治上起起伏伏，为什么后半生离家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？
苏轼一生三次出川，除第一次走秦岭旱路之外，第二次奔母丧与第三次奔父丧回四川时，都走一半水路一半旱路，溯江而上，从长江到川江再绕回眉州、乐山这一块。所以他不是不思归，而是有家难回——这是我要替苏轼辩解的。尽管文献上查不到苏轼明确说是因为交通方面回不来，但我们可以想象，他有长达十数年的戴罪流放之身，导致行动上不自由，我想，这正是苏轼离家三十四年未能回家、回故乡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客观原因。
中国人的乡情概念，除了前面所讲，还有另外两种传统认知，且这两种认知是截然对立的、形成悖论的。第一种观点，就是一个人一定要走出家乡去看世界。这是现在我们所有人都普遍接受的——从农村到县城，从县城到省城，从省城到更大的都市，乃至从国内到国外。不看世界，怎么能建立自己正确的世界观和宏大的视野？所以，在很大程度上，走出家乡是一种人生观的诉求。第二种观点，尤其是以四川为代表的，认为巴适、舒服的生活不可辜负。由于天府之国在自然、经济等方面条件优越，又因特殊地理位置特殊，所以以四川为代表的不少富裕省份的人们会认为“一生不出门，真是个大福人”，他们认为只要守在家乡，平平安安地读自己的书、种自己的田、干自己的事儿，全家团聚，承欢膝下，认为能够一代一代地过这样的生活，人生便当很满足了，再没有更高的要求。
我今天来做这个分享时，我便问自己：是不是要为这个分歧找个答案？又想找到一个什么样的答案？从苏轼的生平经历来看，我们是一定要证明苏轼的故乡情浓？还是他的乡情淡薄？苏轼究竟是一位挚爱故乡的诗人，始终用噙着热泪的眼睛、凝望脚下这块土地的（深情人），还是一个爱了他乡、忘了故乡的薄情人？
其实，答案已经写在我的《苏东坡大传》中，也在每一个读者朋友心中，你们自己会找到答案。
今天，我当然也会说出一些倾向性的、有我自己的考量的观点和大家分享。这是对东坡的逆旅人生脚步的追逐者的一种心灵感应。如此和大家来谈苏东坡的乡情，会没有一丝一毫剥离历史的以今测古。我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，我在昨天路上写的四句打油诗：
不用雨洗路亦清，却因飞天有野人。
但笑蜀道自来去，为替坡翁故乡行。
诗中说：我是一个天外飞仙、一个自在野人。“蜀道难”对我来说不是困难，天空的晴朗恰合我的心情。此行能够追随东坡还乡的愿望，是幸福的。我幻想，东坡思故乡，也应该回故乡，而我就是替东坡返乡，看望故乡与亲人的。
▲《于潜僧绿筠轩》局部 明代碑刻 上海嘉定秋霞圃藏
此诗苏轼书于杭州通判任上，除了其中有周韶落籍事记录外，更有我们熟悉的“可使食无肉，不可使居无竹。无肉令人瘦，无竹令人俗……”等名句。
苏轼人生仕途的第二站是杭州。第一站是凤翔。在凤翔的两年里，可能因他初入仕途，他的所有关注点都在勤政爱民和如何适应仕途生涯上。从关心天气、重农事，到市民狱讼，再到整治公务等，他在凤翔任上确实做了很多事。今天，人们最津津乐道的则是“喜雨亭”，即他在官宅里费时许久所建的一个朴素亭子。因祈雨顺利，故而得名“喜雨亭”。在我们今天看来，祈雨是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求雨活动。在农耕时代，大旱是地方官面临的首要难题，苏轼在凤翔任上便一直遭遇大旱，祈雨的成败也因此成了考核他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。在凤翔任上，他虽有“八观”诗，咏风物的生活记录，但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繁忙和焦虑中度过的。
他到杭州任通判是在熙宁四年的冬天。通判是什么职务呢？有人说，相当于现在的市政府秘书长，也有人说是市长，所以杭州人称苏东坡是“老市长”。这位市长既要处理日常政务，同时也要负责刑狱，包括判罪、关押、监管甚至处决，这些事都是通判要做的。他刚到任时忙得不可开交，连除夕的晚上都还在办理公务，根本无暇顾及欣赏这“天堂”的景色。北宋神宗秉承太祖至仁宗以来的“仁”治风气。现在很难想象，如果符合要求的犯人，在除夕的晚上会获得一项特别的赦免，就是监狱会把犯人放了，让他们回家跟家人团聚。苏轼常常感慨“心为事牵，身为形役”，尤其到了特别让人感伤的岁末，他看着一个个犯人在他签字同意后得以回家过年，可是自己被俗务缠身，此情此景，必然令他生出许多感伤。
直到次年春天，一连串政事终于都理顺了，他才有心情去看看杭州的市容，去欣赏西湖的美景，去访茶问僧。我相信苏轼在杭州的前半年肯定无数次到过西湖，可是对西湖之美却视而不见。这不能说西湖之美被他忽略了，而是他尚未找到与天堂之美的观照之间情感触发点。杭州西湖的山川形胜，既不像华山险峻，又不如太行雄伟，跟秦岭的体量更是无从相比。西湖周围只有一个个小山丘，北高峰、西高峰无不如此。所以，西湖之美始终是留给那些读懂它、生活在它的怀抱里，乃至于有机会发现它的美的人，唯有这样的人，才能真正地爱上它。熙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，老天终于给了苏轼一个和杭州结缘的机会，并让他终生爱上杭州。像苏轼这样的大文豪，他的情感表达必然要见诸文字。而文字对于他这样的士人来说，就像日常的呼吸、喝茶、喝酒、吃饭一样密不可分。在此之前，我们在文献上没有查到苏轼关于咏叹杭州的文字，可是这次湖上遇雨，他却一口气连写了5首赞咏西湖的诗。
在这五首诗里，他偏偏写下了一句令我们四川人有点儿沮丧、眉山人有点儿失落的“故乡无此好湖山”。在《苏东坡大传》中，我是这样写的：“他甫到杭州便‘移情别恋、精神出轨’，好像是‘爱了杭州，忘了眉州’。”我之所以这样写，并不是我有意去挑苏轼的毛病，说苏轼的坏话，而是基于他在《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首》里所写的：
黑云翻墨未遮山，白雨跳珠乱入船。
卷地风来忽吹散，望湖楼下水如天。（《其一》）
未成小隐聊中隐，可得长闲胜暂闲。
我本无家更安往，故乡无此好湖山。（《其五》）
请记住这句“我本无家更安往，故乡无此好湖山”。它表达了对家乡的失落、失望的同时，他还不知不觉地将杭州与眉州做了一个比较，认为西湖的山水要胜过巴山蜀水。这也让所有探寻苏轼乡情几何的人，心中从此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：为何这样一个多情重义、热爱生活的人为什么在乡情中深陷旋涡，并做出我们很难理解的表述？
我在书里面曾写了这样一段：“在杭州人的心目中，苏轼就是杭州人。‘自从落花一握手，至今相亲无间时。’”西湖、杭州，与苏轼一见倾心，相爱终身。今天的杭州人仍觉得这位“老市长”——苏轼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杭州。当苏轼生命落幕的噩耗传来时，杭州满城举哀，百姓如丧考妣，他们视苏轼如父母、如亲人、如挚友。这样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恰恰说明：人与人、人与城市的感情一定是相互的。天下没有单向的爱，真正值得珍惜的情感一定是相互给予、相互关照、相互注目的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我们对于苏轼的“乡情淡漠”的本身，或许有可以商榷的地方。
苏轼的第二个贬谪地是广东惠州。在惠州两年半的时间里，他又写了一首大家都熟知的七言诗《惠州一绝》：
罗浮山下四时春，卢橘杨梅次第新。
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。
他觉得人生中美食不可辜负。尽管四川也是一个出产荔枝的地方，难道他真的觉得惠州荔枝就比四川荔枝好吃吗？这里又打了一个大问号。“不辞长作岭南人”，这里或许有些夸张，他更想表达的是随遇而安的豁达，并不是对故乡的一种疏远和淡忘的态度。
东坡一生最后的流亡地是儋州。儋州是一个瘴疠横行的“六无”之地，一个孤悬海外的岛屿，没有文化的滋养，缺医少药，农耕技术落后，甚至连干净的生活用水都缺少。对来自中原的流放者而言，海南可以说是一个流放者的必死之地。谁也未曾料到，苏轼生命最后的精彩，仍然出人意料地在此处盛放。他将文明的生活习惯、重农爱牛的观念，以及中华文化的火种撒在了海南岛，更在他的桄榔庵书房里培养出了海南的第一个进士姜唐佐。苏轼联通了孤岛与中华文明的脉络；同时，海南岛也回馈给他返璞归真的热情和最深切的拥抱。
元符三年（1100年），苏轼在这一年获徽宗皇帝大赦。此前他借与好友张中惜别，写下了对海南的一片深情。
我本海南民，寄生西蜀州。
忽然跨海去，譬如事远游。
平生生死梦，三者无劣优。
知君不再见，欲去且少留。（《别海南黎民表》）
他说：“我本儋耳人，寄生西蜀州。”我本来就是儋州人，（眉州跟我没关系），我跟西蜀的关系是寄生而已。“忽然跨海去，譬如事远游”，我当时渡海去，仅仅是一个旅客。“平生生死梦，三者无劣优。知君不再见，欲去且少留”，其中这句话，大家往往会疏忽掉，是“平生生死梦，三者无劣优”。人生三种状态，我们一般人都只知道两种状态，生命形态不是“生”就是“死”，然而在生死之间还有一个梦境。实际上，人生有三种形态，一生一死一梦，都是人的生命形态，所以苏轼讲“平生死生梦，三者无劣优”，在他看来这都是一个自然的形态，更不要说生离死别了，也更不用说故乡、他乡了。
总而言之，他对乡情持这种让我们颇为失望的态度。究竟是为什么呢？
苏轼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，但是他的迂回回答真是太精彩了。苏轼有一首非常著名的词——《定风波·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》。
常羡人间琢玉郎，天应乞与点酥娘。尽道清歌传皓齿，风起，雪飞炎海变清凉。
万里归来颜愈少，微笑，笑时犹带岭梅香。试问岭南应不好，却道，此心安处是吾乡。
王巩（王定国）是他的一个好朋友。王巩的父亲王素做过益州知州，即现在的成都太守。
苏轼在守母丧期间回四川时，曾以在籍进士的名义去拜见王素。王素在与他的接触中，发现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学问家，于是乎，就将比苏轼小11岁的儿子王巩介绍给他，希望苏轼能指导一下王巩的学问。后来王素回到汴京，像王巩这样的官宦子弟自然是“显眼包”（备受瞩目）。王巩为人极其浪漫，重情、重义、重文，唯一不重的就是官场的庸俗世风。他还特意修建了一座清虚堂，以表达自己的审美思想与生活态度。在后来的宦海沉浮中，王巩始终与苏轼共进退。
苏轼蒙冤的“乌台诗案”是北宋政坛的大事件，这也成了北宋政治两大阵营大决战的风暴眼。这次新党和旧党的政治斗争，以苏轼被流放黄州，以及一大批同党共遭厄运而画上句号，所幸的是，苏轼没有死在御史台的监狱里面。而其中受牵连最早，被迫害最深、最重的就是王巩，他被流放的地方可不是长江边的黄州，而是他成为了第一个被流放到岭南的贬官。
王巩在汴京时的生活，与那些成天斗鸡走马、灯红酒绿、觥筹交错的贵胄子弟也无大差别。可是等到王巩受到政治迫害，那些浮世繁华很快消失殆尽，那些围绕着他的胭脂红颜也很快作鸟兽散。然而，寓娘（也就是柔奴）偏偏就是个例外。这个姑娘抛弃了自己的声名与财产，义无反顾地追随王巩一同去了流放之地。将这个背景搞清楚，再读《定风波》，就会对其中的每一句，都有一个更深刻精准的认知。
苏轼在黄州流放的第四年，王巩获赦北归，他们两人于黄州重逢。苏轼设宴款待。这两位好友原来是怕政治上再受牵连，因而不通书信，此刻相见，看到这两个人（王巩和柔奴）的样子完全不像那些被流亡者那种憔悴、落魄和破烂，反而这两人精神面貌一切都非常好。苏轼感到很奇怪，于是就问这个柔奴：岭南这样一个缺医少药、生活极其贫困的地方，你们如何还能如此快乐？柔奴回答他：“心安处便是吾乡。”这就是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的原意。我相信，苏轼一定也读过白居易的“我生本无乡，心安是归处”。在他所推崇的前代诗人里，第一是陶潜，第二个就是白居易。甚至皇帝在给他授勋的时候，特意授为“紫薇郎”，“紫薇花对紫薇郎”典故，便是将他跟唐朝的白居易相提并论。
“常羡人间琢玉郎，天应乞与点酥娘。尽道清歌传皓齿，风起，雪飞炎海变清凉。”这首上阕写的就是上文叙述的内容。
“万里归来颜愈少。”这很奇妙——你们从那么远的地方（甚至是蛮荒之地）回来，反而变得更年轻、更健康，精神面貌也更加好了。“微笑，笑时犹带岭梅香。试问岭南应不好，却道，此心安处是吾乡。”如今，我们很多人在说到安慰漂泊的灵魂时，常常会引用苏轼这句话。因为这句话让所有无家可归的人、有家难回的人和漂泊异乡的人都找到了宽慰，理解了生活的真谛。人生真正追求的究竟是什么？想想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，生活的潮流裹挟着人们东奔西走。得益于交通的便利，成因中不乏闯世界的努力，因而，我们的心甚至跑得比高铁、比飞机还快。然而，人心难安啊！现代人因此变得贪婪，既贪恋故乡的美食美酒，又想要远方的星辰和大海，什么都想要。可是我们面对的真实生活往往会有许许多多失落与难以释怀的遗憾。正因为如此，人们才会认同苏轼所言：真正的故乡是心乡。心放在哪里觉得安定，哪里才是故乡。
上面所讲的内容，都是多少带着疑问去探讨苏轼的乡情。下面，我就想和大家一起走进苏轼那深沉的乡思，走进他欲哭无泪、有泪无声的情感世界。他对四川的热爱，对故乡、对家乡的这片深情，既不同于一般人成天挂在嘴上，也不曾在他生命历程里有过一天的忘却。
苏轼离开杭州通判任上之后，来到山东的密州（今诸城）任知州，成为了一位独当一面的地方行政主官。接下来数年的北方任职历练对苏轼至关重要，同时也是他政治才华和智慧闪耀的高光时刻。因为，今天所谈不是那个（他的政治抱负）主题，所以我们暂且将它搁置。接下来我们要讲的，是他那首脍炙人口、同时也是情深意长的词——《江城子·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》。
在经历了密州治黄、治匪、治贫之后，苏轼终于获得了喘息的机会。长久压抑的兄弟情、父子情、母子情与夫妻情，终于在苏轼生活节奏中出现的一个休止的瞬间时，得到了一次彻底的释放。
十年生死两茫茫。不思量，自难忘。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，鬓如霜。夜来幽梦忽还乡。小轩窗，正梳妆。相顾无言，惟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肠断处，明月夜，短松冈。
这首千古第一悼亡词是写给他的发妻——王弗的。这里面说的苏家的坟茔，是苏洵还在世的时候为苏家选定的祖坟，等到祖坟营造完之后，苏洵特地在旁边造了一小亭，种了三千棵松树。“明月夜短松冈”既是苏家祖坟所在的地方，更是苏轼乡情乡心深埋的地方。所以他回忆“夜来幽梦忽还乡”时，妻子已去世十年，他没有一天忘记亲人，没有一天放下家乡。这样的词句，若非渗血的浓情，又如何能写得出来呢？唐代时就有悼亡诗，但在文学史上，能如此让人魂牵梦萦、直叩心扉的，却是从东坡开始。
这段时间（中秋节前后），苏轼的这首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可能传诵得更广。一个皓月当空的晚上，在中秋诸事顺利的时候，苏轼在超然台上饮完酒以后，唱出了让华人同心、同月的问月词：“明月几时有？
”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苏轼虽然没有正面直接谈论故乡，但这何尝不是苏轼浓得化不开的乡愁诗。他一时一刻、一尺一寸也没有离开过故乡。
（附词文）
丙辰中秋，欢饮达旦，大醉，作此篇，兼怀子由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。
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。此事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
苏轼文学的高峰无疑是在黄州的流放岁月。在这个阶段，苏东坡所表现出的创作力是惊人的，大家熟悉的“二赋一词”——《前赤壁赋》《后赤壁赋》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，都是苏轼在黄州时创作的巅峰之作，堪称文学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。
除此之外，苏轼在黄州期间还有一件作品，其传播度或许不如“二赋一词”，这就是《寒食诗》。它的广为流传，更多是借助他的墨迹珍品《寒食诗帖》。《寒食诗帖》在中国书法史上被认为是“第三大行书”。第一（行书）是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，第二（行书）是颜真卿的《祭侄文稿》，一个是晋人，一个是唐人。到了宋代，就是苏轼的《寒食诗帖》。如果前文所讲，苏轼对故乡的爱还是一种可以控制的情绪表达，那么到了《寒食诗帖》书写的时候，他对家乡的情感已经到了不可抑制的、痛哭流涕的程度。这也是我想强调的苏轼对故乡之爱的坚实依据，经得起各种各样的质疑。
东坡一共写过三首寒食诗。《寒食诗帖》中第一首是：“自我来黄州，已过三寒食。年年欲惜春，春去不容惜。”感时伤势，岁月流转得太快了。
“今年又苦雨，两月秋萧瑟，卧闻海棠花，泥污燕支雪。暗中偷负去，夜半真有力。何殊病少年，病起头已白。”这里请大家注意，其中“卧闻海棠花，泥污燕支雪”，“支”是“脂”，它在古汉语里同“胭脂”，脂肪的“脂”。海棠花，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在所有苏轼诗词的各种赏析和解读中，包括中国台湾的散文家也曾特意把海棠花拿出来写。而我喜欢苏轼，尤其喜欢苏轼的《寒食诗帖》。《寒食诗帖》中的这首诗特别重要，它有一个诗眼，它的灵魂所在。这首诗有叙述、有表达、有叙事、有记录、有希望，但是既然成诗，那么它的生命所在，它的词眼在什么地方？《寒食诗帖》的诗眼就是海棠花。
海棠花在北宋原产于四川，可以说，海棠花就是苏轼的故乡之花。所以，在寒食之夜的所有表达中，他特意将海棠花拎出来。这首《寒食诗》不仅是祭奠古人的“寒食节”之作，更是怀念故乡的血泪花之篇。苏轼看到海棠花，先是很惊喜，“故乡的花怎么在这儿出现？”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紧接着第二个问题，又问：“这美得胜过少女的海棠，她如粉红胭脂般的颜色，白雪般的花瓣，又怎么会在凄风寒雨的摧折下零落泥沼？”他是在写海棠，更是在写自己。他想到自己在凄风苦雨中受到的摧折，跟眼前的海棠花又有什么两样？此时以花喻人，他把对故乡的思念、对生命的感怀以及对花的真爱和盘托出。他接着写道：“只恐夜深花睡去。”一个人爱花爱到这种程度，不是疯了吗？夜晚谁还去看花？不，他偏要去看。他难道是要看花吗？不是。由花所引起的一切令他牵挂的，在他眼前复活了，在他自己的生活里复活了。花儿，花儿啊，你不要睡，我要与你对话。我们在读东坡这种充满情感的、处于他生命的关键点的这些作品时，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关注它的画外之意、言外之音、弦外之心。
说不尽的苏东坡，说不尽的东坡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。为什么大家都爱东坡？只因不同年龄、不同职业、不同阶层和不同文化修养的，千差万别的人，却都有一个美好的生活理想，都有一个美好的生活愿景，都希望自己在生活的冲击和挫折面前，能够淡然笑对，并以自己生命的努力来使自己的人生过得充实。只有充实的人生才是真正的财富。这是唯一的生活模式。幸福的样子各种各样，但充实和真诚，是我们抵御虚妄和沮丧的武器。
苏轼既有伟人的高大、巨人的步履，但他又更是一个平凡的、普通的、真实的人，一个让后世始终能感受到温暖的友人。今天的分享我就先说到这儿，谢谢大家。
2025年9月20日
责任编辑：张联
编审：王洁
终审：成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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